摘要
包弼德教授《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一文对《禹迹图》的绘制技术及其主张进行了分析,但其在研究中混淆了地图中可能蕴含的多种主张,其论证方式也存在问题,无法对其结论加以支撑。以此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历史学中的解释与"过度解释"之间的差异,认为解释的优劣在于论证过程而不在于解释的结论。且在不同环境、文化、认识方式下,对于论证本身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因此解释与"过度解释"也是相对而言的。
Prof. Peter K. Bol's Exploring the Proposition in the Map: Taking Yujitu of 1136 as an Example analyzed the drawing technique and its proposition of Yujitu,but it confused the various claims that might be contained on the map. There were also problems with the argumentation,so the argumentation was impossible to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is,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lan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and believes that the explanation is based on the argumentation process instead of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explan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cultures,and cognitive styles,there is also a differenc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gument itself,s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are also relative.
引文
(1)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见《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4页。
(2)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7页。
(1)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8页。
(2)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62页。
(3)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61页。
(4)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61页。
(5)参见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6)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7)参见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2009年第6 期。
(1)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对于《禹迹图》绘制的数据复原面对相同的问题,但本人除了论证《禹迹图》是使用道路距离绘制之外,更强调古人运用数据的随意性,而这种对于行政治所位置的认定也包括在了这种“随意性”中。
(2)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9页。
(1)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7页。
(2)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8页。
(3)参见成一农:《印刷术与宋代知识发展方式的转型——以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发展为例》,《安徽史学》2018年第3 期。
(4)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7页。
(1)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包弼德:《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第258页。
(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五六《绛州寺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史馆旧藏进呈写本,第7327页。
(1)参见成一农:《“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
(2)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对历史事实的复原就是“客观”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着那么一层“客观”的面纱,但实际上我们在复原的各个步骤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此,对历史事实的复原同样是“主观”的。不过这一问题与本文的主旨无关,不再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