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The Four Disciples of Zeng"is a concept that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ncept originated from the modern parallel prose of Tongcheng School.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Ze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he Four Disciples of Zeng" succeeded in providing a relatively consistent writing team for the "Xiangxiang School" of the late Tongcheng School. The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of the concept by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Tongcheng School is inseparable from Qian Ji-bo's further analysis of Li Xiang's views on Xiangxiang School. Qian Ji-bo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Xiangxiang School's creation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article origin and work style, and constructed a vein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in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ongcheng School, which defined the position of four disciples of Ze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Four Disciples of Zeng" reflecte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vis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 from formation to acceptance.
引文
(1)《桐城吴先生年谱》言吴汝纶由方宗诚的引荐入幕,但他受到推荐后没有立即去拜见曾国藩,而是在乡试之后才前去入谒的:“(吴汝纶)至乡试后始被强入谒,以曾公座主,不得不见也。”见郭立志编撰:《桐城吴先生年谱》,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494页。
(2)薛福成:《季弟遗集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3)《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张裕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2页。
(4)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351页。
(5)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101页。
(6)张后沆、张后浍:《哀乞》,《张裕钊诗文集》附录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1页。
(7)四人之中,吴汝纶与张裕钊相交近三十年,多次讨论文事,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张裕钊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任冀州知州,二人关系更为密切;黎庶昌与薛福成虽远隔异国,但常互通手书,“莼斋纵迹虽隔而情意益亲,数万里外,往往互答手书有无,未尝不相通也”。见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第352页。吴汝纶与薛福成为儿女亲家,平素往来甚密,自谓“与叔耘相处最久”。见郭立志编撰:《桐城吴先生年谱》,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8)马其昶:《濂亭集序》,《抱润轩文集》卷四,1923年京师刊本。
(9)姚永朴:《予交海内贤士甚寡偶怀逝者得五君泫然成咏》,《蜕私轩集》卷一,民国十年秋浦周明泰刻本,第11页。
(10)王树枏:《故旧文存小传》,《故旧文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38册,第7页。
(11)赵衡:《书濂亭文集后》,《序异斋文集》卷二,民国二十一年徐世昌序刻本,第17页。
(12)徐世昌:《明清八大家文钞序》,《明清八大家文钞》,民国二十年天津徐氏刻本,第2页。
(13)贺培新:《跋武昌先生书札册子》,《天游室文集》卷二,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刊,第43页。
(14)关于王树枏与吴汝纶的关系,当代学者多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论:“裕钊、汝纶并皆引(王树枏)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
(15)李详:《与陈含光四函其一》,《李审言文集》下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6、1048页。
(16)李详:《与张江裁四函其一》,《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69、1068页。
(17)李详:《论桐城派》,《李审言文集》下卷,第888页。
(18)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吴敏树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95页。
(19)曾国藩:《复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九,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33页。
(20)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
(21)姚莹:《感怀杂诗》,《后湘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54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9页。
(22)李详:《曾国藩古文派别》,《李审言文集》上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7页。
(23)钱基博:《再答李齳叟》,《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51页。
(24)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第19页。
(25)钱基博在民国十九年(1930)成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却对《论桐城派》中的观点有所保留,仍以“张吴”为曾门弟子中能传其学者,“(曾国藩)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采用了民国时期桐城后学的观点。但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署名梁堃的《桐城文派论》出版,书中称“曾氏门下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为最高”,该书被认为是钱基博的学生整理的课堂讲义。因此基本可以确定钱基博本人对于“曾门四弟子”概念是认同的。
(26)张之洞:《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6页。
(27)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第80页。
(28)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0页。
(29)钱基博:《自传》,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934页。
(30)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庸庵文集》,第351页。
(31)吴汝纶:《答黎莼斋》,《吴汝纶全集》卷三,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安徽:黄山书社,2002年,第100页。
(32)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拙尊园丛稿》,第256页。
(33)李详:《与钱基博四函其三》,《李审言文集》下卷,第1052页。
(34)胡适和周作人都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中兴的功臣。详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3),第205、200页;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35)相关论文见王风:《林纾非桐城派说》,《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6)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3页。
(37)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