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荀子在对儒家六艺的传授中,一方面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学术传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家六艺的经典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孔子在“述而不作”的前提下,对《诗》的理论也做了思考与闸述。荀子诗论在《孔子诗论》基础上显示出更加成熟的理论性特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儒家《诗》的经典化建设。
《尚书》出土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书》的经典化早期历程。荀子在继承儒家《书》的经典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对孔子论《书》言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从而促进了儒家《书》的经典化。
出土文献提供了荀子礼学思想在孔子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即七十子的礼学思想。荀子的礼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七十子对孔子《礼》的经典化建设成果,又从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儒家《礼》的经典化步伐。
《乐》类出土文献为我们勾勒出儒家《乐》的经典化路线：孔子将乐与教合,对《乐》之经典化做了第一步推进;七十子将乐与道合,对儒家乐教思想做了理论化提升,对《乐》之经典化做了第二步推进；荀子将乐与术合,使乐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接轨,对《乐》之经典化做了最后一步的推进。
《易》类出土文献证明《易》的经典化应该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荀子通过对孔子易学思想的准确把握,沿着孔子开创的义理之《易》的方向,在自己的讲学与著述中进一步深化了《易》的哲理化程度,从而也就在孔子之后实质性地推进了《易》上升为儒家经典的步伐。
孔子从大量的“春秋”类史书中,选编成教授《春秋》的教本。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春秋”类出土文献可能是这类史书的重新发现。在孔子教授《春秋》过程中,逐渐使作为教本的《春秋》走向经典化。荀子对《春秋》经典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春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定位；第二,通过对《春秋》学说的讲授与传播,增强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权威性。
During teaching Six Techniques of Confucian school, Xun Zi not only fulfilled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promoted the classicization of the six technique books of Confucian school.
Confucius Shilun which writed in The Bamboo's letters of Chu State in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that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 has shown us that Confucius had thought of the theory of the Book of Poetry under the rule of "retelling without creating". Comparing to Confucius, the theory on poetry of Xun Zi was more perfect. He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the classiciza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Book of History has shown us the early course of classicization of it. On base of inheriting the achievement of classicizatio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Xun Zi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Confucius on the Book of History. In this way, he had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classicization of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Book of Rites has provided us the other kind of more important source about the idea on rite of Xun Zi, which is the idea on rite of the seventy Confucian scholars after Confucius. The idea on rite of Xun Zi summarized the idea of the seventy Confucian scholars, and made progress of it by improved its theory system.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Book of Music described the classicization route of the Book of Music as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it is Confucius who integrated the music together with the education that made the fist advance of the classicization to the Book of Music; It is the seventy scholars integrated the music together with the Dao by which strengthened the philosophic feature of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music so that made the second advance of the classicization to the Book of Music; It is Xun Zi integrated the music together with the technique through combining the music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ociety so that made the last progress of the classicization of the book of Music.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proved that the classiciz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hould had been finished in the pre-Qin period. Xun Zi made substanti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the classicization to the book the classicization to the Book of Changes through precisely grasping the purpose of Confuciu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hilosophic character by teaching it along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 Changes initiated by Confucius. Confucius had edited a textbook by choosing materials from lots of books of the kin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kin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the silk book the affairs and discours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discovered from Mawangdui Han Tomb maybe is this kind of book that rediscovered today. The Book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gan turning into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y Confucius using it as one of his six textbook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contributions that Xun Zi made to the classicization of The Book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ad two aspects:fist, it is Xun Xi who confirm the role of The Book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system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econd, Xun Zi strength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Book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y teaching and spreading it.
引文
①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页。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218页。
②周予同,《群经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9月,第6页。
③王中江,《传道与弘道——荀子的儒学定位》,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8页。
①杨惊,《荀子集解·荀子序》,《诸子集成》(2),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7月,第2页。
②汪中《述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载《诸子集成》(2),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7月,第14页。
③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7月,第31—32页。
④李凤鼎,《荀子传经辨》,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89-91页。
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第96-101页。
①参见江林昌,《郭店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208页。
②刘又铭,《荀子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载《汉学研究集刊第三期·荀子研究专号》,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刊行,2006年12月,第33页。
①陈荣庆,《荀子与战国学术思潮》,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3页。
②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54-55页。
③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93页。
④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337页。
⑤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525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76页。
②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34页。
③梁启超,《儒家哲学》,载陈其泰、陆树庆、徐蜀编,《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385页。
①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载宁武南氏校本,《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五》,中华民国廿三年(1934年)校印,廿五年(1935年)印成。
②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64页。
③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家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12月,第205-217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212--233页。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218页—231页。
②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223244页。
①刘又铭,《荀子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载《汉学研究集刊第三期·荀子研究专号》,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刊行,2006年12月,第33页。
②参见佐藤将之,《荀子哲学的解构与建构：以中日学者之尝试与“诚”概念之探讨为线索》,载《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三十四期,2006年10月。
③杜保瑞,《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载《文史哲》,2009年4期。
④参见佐藤将之,《荀子哲学的解构与建构：以中日学者之尝试与“诚”概念之探讨为线索》,载《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三十四期,2006年1o月,第93页。
⑤如刘又铭,《荀子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所提出的观点,载《汉学研究集刊第三期·荀子研究专号》,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刊行,2006年12月。
①参见：Stefan Morawski, The Basia Functions of Quaotation, P690—696。转引自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中华书局,2001年3月,第18页。
②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24-25页。
①参见：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
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36页。
③周予同就认为“孔子为了设教的需要,对各种故国文献加以搜集整理,以充当教本”,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554页。
①参见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136页。
②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46-47页。
①谢中元.《(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载《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3期。
①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l期。
①参见刘立志,《二十世纪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①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①刘笑敢,《诠释与定向》,商务印书馆,2009年3月,第61页。
①[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13-114页。
②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
③近年来比较集中讨论的是所谓“诗经学四大公案”：即孔子删诗问题;《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商颂》的时代问题;《国风》作者与民歌的问题。
④“孔子删诗问题”经过学者们的充分努力基本上达成了肯定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的正确性的共识。可以参见：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载《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立志,《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载《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
⑤参见：夏传才,《帕利—劳德理论和(诗经)研究》,载《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9月。
①参见[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41页。
②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③于溯,《拂去千秋纸上尘——评(尘几录)》,载《书品》,中华书局,2009年第4辑。
④参见：[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41页。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708页。
①参见：[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14页；关于双古堆《诗经》的研究情况,还可以参考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
②图表出处：[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19页。
①载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七卷第一册)(总第十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②刘毓庆、郭万金,《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6期。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36页。
②张国淦,《张国淦文集续编》(经学卷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月,第17页。
③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载《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①这一派观点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妍,《经学以前的<诗经>》,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江林昌,《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张光直,《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9月,第303页。
③张光直所参考的《越绝书》所记风胡子的古史分期史料是“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内,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斲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断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些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问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见[晋]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①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载《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9月,第294页。
①孙诒让,《墨子闲诂》,见《诸子集成》(4),上海书店,1986年7月,第275页。
②参见：[美]柯马丁,《出土文献与文化记忆——<诗经>早期历史研究》,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26-127页。
③《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何休注语,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2287页。
①详见：洪谌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5月,第49-59页。
②参见：车铭洲编著,《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第448-449页。
③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中华书局,2001年3月,第42页。
①汪中《述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载《诸子集成》(2),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7月,第14页。
②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2页。
①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0页。
②[美]柯马丁,《引据与中国古代写本文献中的儒家经典<缁衣>研究》,载《简帛研究》(二00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①葛立斌,《战国出土文献引(诗)条缀》,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①刘毓庆,《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②按：或许在孔子教学所“述”的内容中,有大量的“创作”,但是孔子并没有主动加以撰著,可能是孔子自己认为尚不成熟,亦或孔子有更深远之意味。《孔子诗论》显然是弟子对孔子论诗的记录与发挥。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35--1936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706页。
③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载《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92年12月,第2册。
①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82-87页。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53页。
②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4月,第313页。
①以上引文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9-131页。为行文方便,文字做了简化处理,读者可参考原文。
②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53-256页。
②臧克和,《楚简所见<尚书>今古文联系》,载氏著《简帛与学术》,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
①此统计参照了刘义峰,《孔子与(书)教》中的统计数字,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24页。
②参见廖名春,《荀子与“六经”关系新考》,载氏著《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527-530页。
①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载《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第398页。
①参见：彭林,《(三礼>说略》,载《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o月,第104页。
①持这二种不同说法的学者及其理由详情参见：彭林,《(三礼)说略》,载《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10页。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②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47页。
③彭林,《(三礼)说略》,载《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33页。
①王文锦,《大戴礼记解诂前言》,见《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3月,《本书前言》第6页。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①参见：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174页。
②参见：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51-66页,第105-117页。
①李学勤在评论郭店楚墓竹简时认为“郭店简这些儒书,共同的特点是阐述理论性、哲学性的问题。所谓天道性命等等概念,在这里都得到讨论,体现出早期儒家的哲学倾向。”见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载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①具体内容参见：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25页-27页所列的《仪礼》与《荀子》条文对比疏证表；以及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518-520页。
②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25页。
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页。
②主二戴记成书在《荀子》之前以沈文倬为代表,见沈文倬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44页;主二戴记成书在《荀子》之后,可以屈万里为代表，见屈万里著《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11页。
③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518页。
④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0页。
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见氏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70页。
②这一观点是对周予同分析今古文经学家孔子观的发挥。周予同在分析今古文经学对六经次序的不同排列方式时提出“古文学家视孔子为—史学家,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孔子既是将前代的史料整理以传授后人,则六经的次第应当按史料产生的早晚而排列。今文学家视孔子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们以为六经固有前代的史料,但这只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见周予同,《群经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9月,第16-17页。
③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载氏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71页。
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载氏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77页。
②邵懿辰,《礼经通论》文,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9月,第7页。
①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朱渊清、廖名春执行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月,第6页。
②具体内容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③曹建国,《上博楚简<采风曲目>试探》,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
①梁启超：《荀子及荀卿子》,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72--73页。
②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第323页。
①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531页。
②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③杨朝明：《(荀子》通说》,见杨朝明注说：《荀子》(“国学新读本”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进一步分析：古文学家将孔子视为历史学家,其要点是述而不作,重在传承历史知识；今文学家将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六经是其托古改制的手段。参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3-6页。
①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88页。
②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页。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1936页。
②《汉书·艺文志》。
③先秦时期儒家的六经,到汉代时《乐》已经亡佚,因此自汉以后,人们就习惯称儒家有“五经”了。
①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40页。
②陈玉森、陈宪猷,《先秦无(易经)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
③池田知久,《(周易)研究的课题与方法》,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00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①浅野裕一,《儒家对(易)的经典化》,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②浅野裕一,《儒家对(易)的经典化》,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①本文所介绍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特点主要参考了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的《释文考释》部分的《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33页。
②陈仁仁,《试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来分析>,载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
①关于双古堆一号墓汉简情况,参见中国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汉简整理组编,《阜阳汉简简介》,载《文物》,1983年第2期。
②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297页。
③中国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汉简整理组编,《阜阳汉简(周易>释文·前言》,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三联书店,2000年8月。
①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63页。
③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301页。
①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303页：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1o月,第392页；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61页。
②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62页。
③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1o月,第392-393页。
①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载古方等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01一112页。
②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296页。
①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82页。
②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82页。
①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②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239-240页。
①李学勤,《古文献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4页。
②《昭力》、《缪和》二篇所记载的昭力、缪和等人问《易》的对象被称为“子”,而在《二三子问》与《要》中,众人问《易》的对象被称为“孔子”。李学勤认为,《昭力》、《缪和》中的“子”“有时又被称为‘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就是传《易》的经师。”参见：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10月,第393页。
①浅野裕一,《儒家对(易)的经典化》,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②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1-25页。
③见李学勤,《(周易)卦爻辞年代补证》,载李学勤著,《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18页。
④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88页。
①浅野裕一,《儒家对(易)的经典化》,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②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94--195页。
③浅野裕一,《儒家对(易)的经典化》,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
①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25页。
①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10月,第418页。
①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31页。
①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56页。
②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394页。
①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参见：张涛主编,《儒家经典研究》(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第3卷》),中华书局,2003年12月。
①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62页。
①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213页。
①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34页。
②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载《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510页。
③刘家和《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载《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556页。
①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5页。
②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5页。
③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528页。
①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2页。
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页。
①江林昌,《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曹道衡,《(春秋>与(三传>说略》,见《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o月,第149页。
①曹道衡,《<春秋>与<三传>说略》,见《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9页。
①转引自黄寿祺,《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64-165页。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64页。李零对楼兰古城发现的《左传》晋写本残纸的整理成果也进行了参考文献的介绍,请参考页下注[1]。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三),文物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说明》。
①张政娘,《春秋事语解题》,载《文物》,1977年第1期。
②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③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267页。
①《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②《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③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275页。
④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99页。
①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题、(春秋事语)章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84页。按：整理者介绍说木牍部分“总计存有四十个章题,其中有十四行存字太少,尚未找到出处”,然后又说在竹简部分找到与今本文献有相同内容者,“得二十五章,加上章题的二十八章,共得五十三章”,可见整理者原说章题有“四十章”,最后在与竹简部分相加时,又说章题“二十八章”,不知这其中相差的十四章是怎么回事,本书作者没有将这一出入表示清楚,有待解答。
②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题、(春秋事语)章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85页。
③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载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页。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93页。
②李零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最早的整理者之一,大概1995年就参与了整理工作。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3页之《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说明》。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81页。
②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93页。
③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255页。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303页。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二版《前言》，第41-46页。
①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95页。
①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298-299页。
②[日]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第63-64页。
③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55页。
①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56页。
②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4月,第25页。
③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56页。
①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89页。
②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9-81页。
③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89-90页。
④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4月,第25页。又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90页。
①见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4月,第25页。又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90页。
②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87页。
③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88页。
①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33页。
②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85-86页。
①参见：[日]本田成之著,孙恨工译,《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第66页：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55页。
①杨德春,《荀子与(春秋榖梁传)》,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②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56页。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23, P12),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3289页。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
②黑格尔对儒家思想的评论体现在他对孔子的评论上：“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载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9-120页。
①昆廷·斯金纳著,任军锋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77页。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
3、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10、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
11、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
1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15、郭齐勇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16、郭齐勇主编,《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22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7、郭齐勇主编,《经学今诠续编》(《中国哲学》23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18、郭齐勇主编,《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2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19、郭齐勇主编,《经学今诠四编》(《中国哲学》25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
20、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
21、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三联书店,2008年。
22、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23、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
2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25、王博,《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北台湾古籍,2001年。
26、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27、李学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00二、二0o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
30、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3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李学勤,《古文献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35、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6、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朱渊清、廖名春执行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7、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朱渊清、廖名春执行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38、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
39、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学苑出版社,2003年。
40、欧阳祯人,《郭店儒简论略》,台北台湾古籍,2003年。
41、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42、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3、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44、夏含夷,《古史异观》,文物出版社,2004年。
45、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47、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
48、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释》,中华书局,2005年。
49、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51、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2、[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53、[日]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
54、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55 濮茅左,《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6、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00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7、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00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8、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00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9、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60、马承源著,陈佩芬、陈识吾编,《马承源文博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61、武汉大学出版社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62、武汉大学出版社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3、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64、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65、季旭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66、臧克和,《简帛与学术》,大象出版社,2010年。
6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6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69、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70、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
71、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
72、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
73、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
74、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7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
76、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
7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
78、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
79、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
80、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
81、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82、《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83、《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84、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8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
8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
87、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8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8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载《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1992年,第2册。
90、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
91、梁启超,《儒家哲学》,载陈其泰、陆树庆、徐蜀编,《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9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
93、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94、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95、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家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
96、顾颉刚、罗根泽等编著,《古史辨》(第一至七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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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99、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0、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
10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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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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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中华书局,1980年。
110、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
11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
11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11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11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7、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18、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
119、张国淦,《张国淦文集续编》(经学卷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20、屈万里著《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
121、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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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25、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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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日]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33、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134、黄寿祺,《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5、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6、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7、刘周堂,《前期儒家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8、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书局,2003年。
139、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0、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
141、吴万钟,《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中华书局,2001年。
142、王妍,《经学以前的<诗经>》,东方出版社,2007年。
143、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44、高怀民,《先秦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5、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6、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
148、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149、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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