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法权的实质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案件事实之上的判断权，因而，司法的正确性以及确定性直接关系到法治的成败。这既需要发挥法官的主体能动性又要防止其主观任意性，司法解释便是规制法官正确判断的基本手段和过程。所以，本文认为，司法解释是认识论范畴，其实质是通过解释、说理、论证来规制主体主观性、能动性，从而使法律裁决过程客观化、具体化、外在化的认识活动和过程，因此，从认识论角度揭示司法解释问题的基本内容和内在规律是司法解释研究的应有之义。
司法是法官的主体性活动，司法解释就是从制度上、程序上规制法官解释、认识的活动。司法解释本身具有认识论实质，但不是法官对法律进行主客二元模式的反映性认识，而是对立法者法律认识的成果即法律进行解释、接受、应用的解释性认识。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司法解释理论不仅要解释法律，还要理解立法者法律认识的内容和真理性，因此，司法解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理解并确证法律的确定性与正确性的一致性。司法解释认识及其理论的发展有其历史轨迹，尤其与哲学认识论水平密切相关。司法解释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西方哲学认识论史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司法解释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由相应的哲学认识论所决定的。与哲学认识论史相应，司法解释认识论思潮可分为神法与古代自然法时期、古典自然法时期、实证分析法学时期和现代法学时期等四个阶段，各个阶段司法解释认识论的基本内容、认识论结构、运行机理都有所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西方司法解释认识论历史，论文具体阐释了现代司法解释认识论的四个要素、双重认识结构和法官与立法者、法律与事实的双向互动的运行机理。论述了司法解释认识论的本质特征：司法解释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司法解释是事实性认识、规范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的统一；司法解释是理解、解释、论证与应用的统一；而司法解释理论应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从本体论上说，这需要解决法律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从认识论上说，这需要解决事实与规范的统一。
据此，论文阐述了立法者、法官在司法解释中的主体地位确立的认识论依据和发挥作用的认识论条件。立法者只有真正反映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内在关系才能形成真理性法律成果；法官只有遵循内、外双重规定性才能真正确立起主体能动性。论文最后指出，司法解释客体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具有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法律是确定性与正确性的统一，因此司法解释不仅要在本体论上阐释事实与规范的内在一致性，还要在认识论上、在具体案件中确证事实与规范的一致性。
Judiciary power is actually the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legal regulations to concrete cases. The correctness and exactness of judicature, therefore,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a legal system. This requires the judge to show his initiatives and to avoid arbitrariness, and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the basic device and process keeping correct judgments. So this thesis holds that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a category in epistemology, whose essence is to control the initiatives of the judge b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demonst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so as to make legal decisions objective, specific and explicit cognitive activities and process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general contents and internal rules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Judicature is the subjective activity of the judge, and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to regulate the judge's interpretation and cognition institutionally.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tself is epistemological in nature, but it does not refer to the reflective binary subject-object cognition of the judge towards the law, but the interpretative and applicative cognition of the legislator's products of their legal awareness, i.e. th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not on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s, but als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truthfulness of the legislator's legal awareness. Thus, the epistemology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basically how to understand and ascertain the consistence between the exactness and correctness of laws. The epistemology of judiciary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correspond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basic contents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were determined by the corresponding elements in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ry of epistemology, this trend of thought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divine law and ancient natural law period; the classic natural law period; demonstrative analysis law period and modern law period. The basic contents, epistemological structure and operative mechanisms differed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history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four elements of modern forensic interpretation, dual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two-wa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judge and the legislator and between the law and the fact It argu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judiciary epistemology: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the unity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the unity of factual cognition, regulative cognition and evaluative cognition; the unity of comprehension, interpretation, arg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theories should be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epistemology, which requires the unity of evidence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unity of legal subjectivity and epistemology.
Based on these ideas, this thesis propound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e statuses of the legislator and the judge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can play their roles. The legislator can only accomplish truthful legal products by truthfully reflect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aw and the social evidence; meanwhile, the judge can only display his initiatives by following the dual internal-external restrictions. The author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and objective law, and between fact and law. This internal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at the law is a unity of correctness and exactness. Therefore,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e not only between the evidence and regulations in subjectivity, but also between the evidence and regulations in epistemology and concrete cases.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6、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法学，1998，(8)。
17、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梁彗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董皞：《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张保生：《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俞吾金：《实践解释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7、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学》，三民书局1979年版。
28、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30、郭华成：《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1、赵光武主编：《走出自我中心困境》，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32、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3、洪汉鼎：《理解与诠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4、姜成林主编：《普通逻辑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李延铸，肖百冶，李文健：《逻辑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6、黄茂荣：“法律事实的认定”，台大法学论丛，八卷二期。
3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郑涌：《批判哲学与解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9、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0、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李桂林、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3、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5、黄楠森：“论价值标准在实践检验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北京社会科学，1998，(4)。
46、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的总体设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谢晖：《法律意义的追问》，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9、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0、周建璋：“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的反思”，哲学研究，2000，(11)。
51、弓肇祥：《真理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2、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2卷)，中国人民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53、王维国：《论知识的公共纬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4、洪谦：《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5、弓肇祥：《真理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56、王洁：《法律语言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7、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8、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9、张晋红，易萍：“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法律科学，2001，(4)。
60、赵汀阳主编：《论证》，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61、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2、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3、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4、王铮：“论刑事证据的概念及其‘客观性’的含义”，法学研究，1989，(4)。
65、张晋红，易萍：“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法律科学，2001，(4)。
66、何家弘：“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中国刑事司法杂志，(总第40期)。
67、刘新：《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8、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9、[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7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4、[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75、[英]丹宁：《法制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6、[美]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77、[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78、[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0、[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1、[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李清伟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2、[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钧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83、[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84、[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85、[英]休谟：《人性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88、[德]康德：《康德文集》，刘克苏等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89、[奥]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陆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0、[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1、[美]培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92、[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3、[英]布赖恩·马吉：《波普尔》，郭昌辉，郭超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9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6、[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97、[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8、[美]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9、[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0、[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01、[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澄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02、[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103、[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版。
104、[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徐清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105、[美]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李小兵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6、[美]德沃金：《认真看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07、[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局1985年版。
108、[美]罗纳德．艾伦：“民事案件证明的认识论”，何家弘译，外国法译评，1996，(2)．
109、[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10、[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11、[奥]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陆衡译，中国社设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2、《汉穆拉比法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13、Hunt: The Critique of Law: What i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Legal Theory?, in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 (1987).
114、John·Gra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the Law.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115、Holmes: The Common Law. Boston, 1923.
116、Frank: Law and the Modern Mind. New York, 1930.
117、H. L. A. Hart: American Jurisprudence through English Eyes: 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 dream, in: Georgia Law Review, Vol. 11, 1977.
118、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9、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20、Jhering: The Sturggle For Law. Chicago: Transl. J. Lalor, 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