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它的发展概况及规律。样式是器皿造型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在一定地域或时代，出现一定数量造型相似的器皿，明显不同于其它器皿造型，它们所具备的群体特征，即可视为一种造型样式。样式对中国古代器皿来说，是造型保持一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持较高艺术水平和使用价值的有力保障。本论文主要由四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根据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系统的宏观发展情况，按其体系框架建构过程分为六大阶段：萌生与兴起（新石器时代）、礼器化（夏商至西周）、实用化和趋向统一（春秋至秦汉）、多元与交融（汉末至隋唐）、农牧民族的整合（五代至元）、成熟和定型（明清）。通过对以上六个时期发展状况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古代器皿以中原汉族造型样式为中心、不断整合少数民族及外来造型样式的过程。
第二章分析造型样式与相关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用功能决定其基本形态、限定其变化范围、推动其不断完善。政治因素对礼器及高层次器皿造型影响很大、作坊性质使其造型样式分化明显，合作与传承方式、器皿商品属性等均对造型样式有一定影响。工艺技术的提高会推动器皿造型样式的面貌革新，造就相应的造型样式。思想文化是相应器皿造型样式产生的人文背景。宗教是器皿造型样式传播与改变的一股重要影响力量。器皿造型样式在特定起居方式和生活习俗中产生并延续。
第三章为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记录、传播与变革，主要是厘清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衍生途径、记录及其传播、交流方式。衍生途径主要包括模仿借鉴事物形象、增减附件、整体或局部的形体变异、组合拼接。图文记录与研究主要有官方图文记录，文人金石学图文记录。器皿造型样式的交流与融合，主要包括对国内各族和外国、不同材质器皿间的纵向、横向转移。
第四章主要选取无附件为主型的碗和有附件为主型的壶两类器皿，对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谱系进行案例分析。以两大最为常见的器皿作为代表，总结其主体与附件部分造型样式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建立了一系列的谱系图。
总之，中国古代器皿作为中华文明大格局之下的一种物质文明，其造型样式的变化既难以摆脱这一母体的影响，又具备器皿造型样式发展的独特规律性。中国古代器皿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物质载体，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大历史环境的产物。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和一脉相承的框架，决定了这两点也是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最根本的总体特征。
This thesis studies on the style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and discusses its progress and therules therein. In ancient China, sty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modeling design of utensils.In certain region or era, while a group of utensils have similar styles but much different than theothers, this group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fic style with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 For ancientChinese utensils, styl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taining the modeling design and the importantguarantee maintaining the artistic merit and value in use as well.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fourchapter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tyle category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had macro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ramework, the first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six mainphases: initiation and rise (Neolithic Age), sacrificial vessel (Xia, Shang and the Western Zhoudynasties), applicability and trend of unity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to Qin And Han Empire),diversification and mixture (from Late Han Dynasty to Sui and Tang dynasty), combination offarming and grazing nation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Yuan Dynasty) and maturity andfinaliz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bove six-phase developmentsituation,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e progress that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referred to the style ofCentral Plains Han and integrated the ethnic and foreign styles ceaselessly.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yle and its correlativefactors. The applicability determines the archetype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limits their variationand pushes forward thei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 political factors exert a tremendousinfluence on the sacrificial vessels and high-graded utensils; the workshop production muchdiversifies their styles; also the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and succession as well as the productattribute of utensi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style. The raise of technology will push the innovation ofstyles, and meanwhile contribute to different styles; the ideology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toward a certain utensil style; relig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diffusion and change of utensilstyle. A utensil style comes into being and stretches in the specific daily life and customs.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record, diffusion and revolution of ancient utensilstyles, especially clarifies their derivation, record, diffusion and exchanges. The derivation contains the imitation or example on images, adjustment of adjuncts, total or partial structure variation andsplicing. The literal / graphic records and studies are mainly about the official literal / graphicrecords and epigraphic records by the scholars.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utensil stylesinclud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ransfers in plenty of materials across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fourth chapter specially selects two types of utensils–bowls without adjuncts and potswith adjuncts, to make case analysis on the styles and pedigrees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Basedon the two of the most common utensils, this chapter summarizes the style evolution of the totalstructures and adjuncts, as well a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orrelative factor, and alsoestablishes a series of pedigree charts.
In short, as a material civilization in all Chinese civilization patterns, the ancient Chineseutensils can difficultly change their styles by surrendering the primary form, but are symbolized theunique regularity of utensil style development. Ancient Chinese utensils belong to a material carrier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also the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hinesecivilization. Moreover, the“Unity in Diversity”structure and interconnection framework alsodetermine the primordial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ancient Chinese utensil styles.
引文
①郭玉昆，《官样与清宫御瓷》，《收藏家》，2007年第10期，第3页。
②《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3年。
①[南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第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別史类。
①王琥，《与中国传统设计的一次对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3期，31页
②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54页。（俞伟超还对“考古类型学”作过详细的分析，认为类型学除了指利用器物的外部形态这个属性对遗物进行分类和排序研究外，遗物本身还有诸如制作技术、材质、功能、重量、时代等很多属性，这些属性也能够作为分类、型、式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根据器物形态进行的类型学研究称为形态类型学研究，根据制作技术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可以称为技术类型学研究，根据功能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可以称为功能类型学研究。）
③类型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表述为：“一种分组归类的方法体系，通常称为类型。类型的各个成分是用假设的个别属性来识别，这些属性间相互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包罗无遗——这种分组归类的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一个类型可以表示一种或几种属性，而且包括只是对于手头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特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6）
④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理论假设在人工制品设计上的变化是一个逐渐递增过程：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设计，而且临近的文化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根据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学理论方法，蒙特柳斯建构一个文化间相互影响和相对年代确定模式。一旦其中某一两个人工制品的绝对年代被确定后，其余的相对年代亦可确定。类型学首次作为一种方法论用于考古学的断代与编年。
①张忠培:《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32、177页。
②李科威，《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和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第2页。
③[瑞典]蒙特柳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37年，第20页。
①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年，第355页。
①[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82页。
②[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83页。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卷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④[春秋]老子，《道德经》卷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⑤[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⑥[清]倪涛等撰，《六艺之一录》卷二百五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⑦[战国]墨翟，《墨子》卷六，子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杂家类，杂学之属。
⑧[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⑨[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①[宋]司马光，《类篇》卷十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字画之属。
②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2002年，第62页。
③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18页。
④[德]雷德候著，张总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54页。
⑤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二，中华书局，北京，2011年，238页。
⑥《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876页。
⑦《魏书·源子恭传》，有“造样”；《隋书·礼仪志》，有“白马寺宝台样”，《历代名画记》有“器物样”、“陵阳公样”、“史小静起样”、“生铜作并蜡样”“毛婆罗样”“张阿干蜡样”等等。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②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南京，2008年，131页。
③[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六十八，列传之三十三，何稠传，第六册，中华书局，北京，1973年，1599页。
④[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⑤《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561页。
⑥《尚书·说命》“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尚书·周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百邦作式”；《说文》:“式，法也”，《大宋重修广韵》：“式，度也”，基本上包含了式样与规范、制度两种含义。
⑦[日]长广敏雄，《什么是美术样式》，《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第61页。
①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第310页。
①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重庆，2004年，28页。
①［日］柳宗悦著，徐艺乙译，《工艺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1年，55页。
②［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37页。
①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89页。
②保定地区文管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961页。
①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1页
②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2期，23页。
③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1年，第7页。
④高丰，《美的造物——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文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80页。
①王琥，《装饰与器物造型》，重庆出版社，重庆，2003年，第9页。
②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206页。
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第34页。
①如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4期），划分中国古代文明为七大区域；丁季华《中国文明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4期）将原始文化分为八个区域；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文物》1986年2期），将中国原始文化分为七个系统中心；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还曾经做过大约十二个文化区的划分方法。
②严文明、李零，《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12页。
①[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9年，27页。
②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1页。
③张昌平，《中国青铜器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11年，1页。
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9页。
⑤倪玉湛，《夏商周青铜礼器艺术的发生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年第1期，47页。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415页
②这里采用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一文中的观点（《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235页）。邹恒、徐自强根据二里头文化青铜爵的出现认为礼器已经出现（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205页）；俞伟超、高明据此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这种爵表明礼乐制度已经萌芽（《商代用鼎制度－上》，《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84页）。
③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重庆，2004年，187页。
①吴汝祚的推断依据如下：（1）此类器只出土于墓葬，而不见于居址；（2）只见于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而不见于小型甚至中型的墓葬；（3）在墓葬中置于死者身旁，与日用器皿分开，但与玉铲等其他礼仪象征物成为一组；（4）从其特别的形状和极薄的器壁来看，这些器物不可能用于日常生活。（吴汝祚，《从黑陶杯看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中心范围》，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集，39-41页。）
②Wu Hung. 1990b.＂The Art of Xuzhou:A Regional Approach.＂Orientations.22.24:40-49.
③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述》，《考古学集刊》第16辑集，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15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第1期，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18页。
④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233页。
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13页。
②方辉，《论我国早期国家阶段青铜礼器系统的形成》，《文史哲》2010年第1期，76页
③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1期，第1页。
④袁广阔，《河南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几个问题》，《考古》，1996年12期，第62页。
①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5年，613页。
②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33页。
③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年，284页。
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642页。
⑤[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622页。
①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194页。
②[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77页。
③[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206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第1册，105页。
⑤《周礼》食官制度以食论政、食政交融、饮食与祭祀结合，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职官职责范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食官机构和缜密完善的饮食管理体系，以满足王室及贵族、官员日常膳食，及朝会、祭祀、宴客等活动的需求。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北京，1986年），曾整理了900多条金文，将金文中的职官与《周礼》记载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王雪萍《〈周礼〉饮食制度研究》（广陵书社，扬州，2010年）对此也有详细的阐述。
①郭宝钧著，《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62页。
②《论语》卷一，《为政》，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北京，22页。
③[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207页。
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344页。
①喻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84页。
②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200页。
③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37页。
④宝鸡市博物馆，《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1页。
⑤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41页。
⑥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年，7页。
①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04年，56页；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5年，277页。
②[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810页。
③[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750页。
④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2001年，208页。
①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5年，859页。
②张昌平，《中国青铜器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生产技术的交互影响》，《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11年，1页。
③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修订本），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年，225页。
①从实用的功能来看，漆器耐酸、耐热、防腐，造型轻巧、灵便，易于清洗，胎体牢固结实；从审美的功能来看，漆器纹饰生动优美，色彩鲜艳斑澜，装饰语言更加丰富多样。漆器的制作相对于青铜器要简便得多，材料资源丰富，造价比较低廉。——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2001年，228页。
②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5年，359页。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618页。
④[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
⑤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85年，113页。
①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15页。
②吴小平编著，《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长沙，2005年，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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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窯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62页。
⑤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北京，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39页。
⑥胡玉康，《战国秦汉漆器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2003年，101页。
①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7年，151页。
①[德]马克思，《中国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137页。
②[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8年，178页。
③王介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太原，2004年，101页。
①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北京，2001年，153页。
①[北魏]杨衔之撰，《洛阳伽蓝记》卷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古迹之属。
②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土东罗马鎏金银盘考略》，《文物》，1990年第5期，1页
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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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杨泓，《与中外交通有关的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62页。
⑥张晶，《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的设计与文化》，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82页。
⑦何继英，《西方艺术对魏晋南北朝隋唐陶瓷器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158页。
①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继》，《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年，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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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85年，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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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编，《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文物出版社，北京，1994年，图版39；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3年，38页；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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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队编，《昭乌达盟文物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0年。
②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梁淑琴，《辽瓷的类型和分期》，《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30页，两者分法基本一致，顺序稍有不同。
③梁淑琴，《辽代鸡冠壶的类型、编年及演变》，《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
④李宇峰，《辽代鸡冠壶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⑤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0年，12页。
①张景明，《辽代金银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11年，50页。
②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金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15页。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30页；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101页。
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5册，1345页。
②色目人指元代蒙古族以外的西北、西域各族人，包括唐兀（党项）、汪古、回回、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吐蕃等等，统称为色目人。
③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273页。
①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年，3页。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六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第13册，3923页。
③[元]刘因撰，《静修文集》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集部，别集类，金至元
④[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王国维遗书》，第13册，1983年，18页
⑤俞芳洁，《伊朗、土耳其所藏元青花瓷探微》，《四川文物》，2010年第5期，58页。
⑥汪庆正《景德镇的元代瓷器》《中国陶瓷全集》第11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2000年，序言。
①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85年，262页。
②扬之水，《扬之水谈宋元金银酒器——（十）玉壶春瓶》，《紫禁城》，2009年第12期，100页。
③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吴兴汉，《介绍安徽合肥发现的元代金银器器皿》，《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2期，53页。
⑤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11年，93页。
①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市元墓中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第12期，52页；扬之水、陈建明，《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09年。
②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年第1期，59页；扬之水、陈建明，《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09年。
①[清]陈蓂纕等修、倪师孟等纂，（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集》，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1年。
②[明]沈朝阳撰，《皇明嘉隆两朝闻见录》，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85年，825页。
③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85年，303页。
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5册，1237页。
⑤[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补，《江西大志》，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南京图书馆孤本山本丛刊》第一辑，明代孤本方志专辑》。
①[清]佚名，《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下卷，家生篇，第三十四，《北京图书馆估计珍本丛刊》7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417页。
②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10年，134页。
③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北京、香港，1993年，5页。
④《景德镇陶录》卷十载：“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
⑤[明]申时行等纂、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年，第4册，331页。
①[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零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册，87页。
②[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零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册，96页。
③[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补，《江西大志》，卷七，陶书·供御，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南京图书馆孤本山本丛刊》第一辑，明代孤本方志专辑》。
④[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补，《江西大志》，卷七，陶书·供御，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南京图书馆孤本山本丛刊》第一辑，明代孤本方志专辑》。
⑤[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131页，饷税考“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⑥[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1983年，164页。
①据《浮梁县志》，景德镇陶瓷馆文物资料组，《陶瓷资料》，1978年第1期。
②[清]唐英，《陶冶图说》，转引自陈雨前等，《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24页。
③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北京、香港，1993年，287页。
①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04年，131页。
②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513页。
③Clare Le Corbeiller. China Trade Porcelain: Patterns of Exchange, p.4.
④王介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太原，2004年，7页。
①林瀚，《外销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北京，2011年，14页。
②[美]爱丽·戈登主编，《中国外销瓷》，1977年，45-50页。
③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443-444页。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京，1987年，21页。
①杭间，《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1年，203页。
①郭菲：《中国古代碗的造型研究》，中国优秀硕博论文库，2005年，14页。
②杭间，《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1年，216页。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70页。
①严文明：《中国古代的陶支脚》，《考古》1982年6期，623页。
①王兴堂、蒋晓春、黄秋鸯，《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中原文物》2009年2期，16页。
①俞伟超曾认为“岳石文化是一种新出现的比从前落后的文化，其生产生活水平远远低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3期。栾丰实持不同观点，认为“如果仅从陶器的由精致转向粗糙这一方面看，确实给人以文化衰退之感。但是，从文化整体上考察，情况恰恰相反。就是说，岳石文化的社会生产总和水平，与龙山文化相比又有较大的进步和提高……”——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96年，318页。
②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96年，305页。
③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97年，321页。
④方辉，《岳石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济南，2004年，10页。
①王富强，《关于岳石文化陶器‘骤变’原因的探讨》——《胶东考古研究文集》，齐鲁书社，济南，2004年，
301页。
②巫鸿将礼制艺术基本要素归结为四个要素“…与其把形状和装饰看成是艺术分析的主要标准，我更认为礼制艺术有四个基本要素——质料、形状、装饰和铭文…”——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58页。
①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310页。
②［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1868页。
③《墨子·耕柱》第四十六，[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八十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④［美］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256页。
⑤［梁］孙柔之，《瑞应图记》叶德辉，《观古堂瑞所著书》，湘潭叶氏丛书，1902年，第6页。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第7册，2282页。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1258页。
③陈梦家，《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年。
④张光直这种观点发表在《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32页。
⑤张渭莲在《商文明的形成》一书中对早商、晚商青铜器曾经有过统计。
⑥高丰，《中国器物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2001年，204页。
⑦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24页。
⑧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38年，64页。
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591页。
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涟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1页。
②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391页。
③[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册129，经部123，礼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3，1-2页。
①[宋]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原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八，志五一，礼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正史类。
③[宋]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八，第8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423页。
⑤[南宋]王应麟编，《玉海》,卷五十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子部，类书类。
⑥［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⑦[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三，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①[宋]王黼等撰，《宣和博古图》，卷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②[宋]王黼等撰，《宣和博古图》，卷一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③[宋]王黼等撰，《宣和博古图》，卷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⑤[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六、八七，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②［清］徐松辑《中兴礼书》卷九，手抄本北京图书馆藏，2-3页。
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④[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⑤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遗址》，文物出版社，北京，2001年。
①《重修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金石录·上》记载窑址附近有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年）所立碑记，碑文落款为“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卷一一135页；卷一二，125页。
②[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雷咸百纳琴”条，有太平兴国七年（982）“殿前承旨监越窑瓷窑务”。
③［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一，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八，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⑤［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六〇，中华书局，北京，1957年。
⑥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合肥，2002年，107页。
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北京，1999年，246页。
①[明]申时行等纂、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年，第4册，331页。
②雍正《大清会典》卷二百一，工部五“都水清吏司·器用”。
①[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年，第4册，331、332页。
②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文物》，2005年5期，59页。
③《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16页。
④《明英宗实录》卷三十四，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14页。
⑤付振伦：《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
⑥朱家缙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3年，152页。
⑦造处档案3306号，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档案汇总》卷四、五，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
①《唐英奏折》第六十二号，傅振伦等，《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纪念唐英诞生三百周年专辑》，1982年第2期。
②唐英，《请定次色瓷器变价处理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唐英集》，辽沈书社，沈阳，1991年，926页。
③唐英，恭进制诗瓶及自拟新样瓷器奏折》，《唐英集》，辽沈书社，沈阳，1991年，930页。
④唐英，《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唐英集》，辽沈书社，沈阳，1991年，936页。
⑤《雍正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朱家缙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3年。
①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5，第2页。
②赵克理，《顺天造物：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08，20页。
①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第18页。
②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32页。
③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37页。
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200页。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200页。
③熊廖，《中国陶瓷美术史》，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60页。
①潘鲁生《如何看待现代手工艺》，《中华手工》，2007年第3期，130页。
②方李莉，《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2年，189页。
③[清]蓝浦郑廷桂著，《景德镇陶录·卷四》（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111页）
④[清]锡德修，石景芬等纂，同治《饶州府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6年。
①[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诸工》，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38页。
②[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宋]欧阳修、宋祈撰，《新唐书》，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第17册，5199页。
④[宋]王之望撰，《汉滨集》卷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祐。
⑤张理萌，《论元末明初西塘派剔红工艺的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89页。
①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县观台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4期，22页。
②秦大树，《河北磁县观兵台古瓷窑遗址调查》，《文物》，1990年4期，35页。
③张子英编著《磁州窑瓷枕》，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0年，29页。
①[宋]陈舜俞撰，《都官集》卷二，“敦化”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②[宋]王安石撰，《临川文集》卷六十九，“风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③[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九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经部，四书类。
④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简论》，《考古》，2008年第1期，81页。
⑤冯富根、王振江、白莱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177页。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册，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400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册，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169页。
①方辉，《论我国早期国家阶段青铜礼器系统的形成》，《文史哲》2010年第1期，76页。
②［清］蓝浦、郑廷桂著，《景德镇陶录》卷二
③［清］蓝浦、郑廷桂著，《景德镇陶录》卷四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北京，1963年，第10册，3256页。
①如2002年在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的6万多件文物中，有5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2002年第13集。
①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综述卷》，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2004年，56-57页。
②叶文程，《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窑外销瓷器》，《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③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1984年，157页。
①吴金鹏，《宋元时期磁灶窑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初探》——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8年，230页。
②梁星彭，《试论客省庄二期文化》，《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397页。
③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197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2年，202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0年，51、57页。
②吴镇烽、罗英杰，《论武功县出土的汉代铜器》,《考古与文物》, 1980年,第2期，64页。
③宋叶、刘晓婧，《山东出土汉代灯具研究》，《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23页。
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卷七，白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24页。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会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39页；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 1980年第5期，1页
③张夫也，《外国工艺美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4年，52页。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四辑，111页。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3期，13页。
③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期，74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4年第4期，318页。
①马承源，《中国青铜器全集1·中国青铜艺术总论》，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年，11页。
②华觉明、冯富根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244页。
①谭前学，《大唐气象·盛世遗珍》，《文博》，2004第1期，2页。
②张静、齐东方，《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北京，2008年，96页。
①熊海棠，《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前编）》，《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85页。
①李辉柄、毕南海，《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1119页。
①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11期，50页。
①[战国]荀况《荀子·强兵篇》卷十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②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编写小组，《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34页。
③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305页。
①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84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年，303页。
①刘富安、贺文奇、李建峰，河南省禹州市钧瓷一厂科研所，《钧窑传统手拉坯成型工艺》，《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90年第4期，14页。
②《钧窑传统手拉坯成型工艺》一文所列举的数据为：石质轮盘直径为62厘米左右,高度为16厘米,轮盘中心厚度为6厘米,轮腿孔边长为6厘米,孔之间距离为13厘米,轮盘的轮心孔下安装有铁质轮脐,轮脐边长约3.5厘米,距轮盘边沿2厘米处有深度约2厘米直径为2.5厘米左右的轮眼,轮轴直径为6.5厘米左右,长约150厘米，轮轴上平面装有边长为3.5厘米的铁制轮窝，轮轴下部垂直固定于地下，上部留出约65厘米，轮轴顶部露出距地平面约14厘米；把长度为45厘米的轮腿装于轮腿孔中；把直径为7厘米的轮圈用麻绳固定在两个轮腿下部,然后,使轮圈通过轮轴,轮脐对准轮窝把轮盘平放在轮轴的轮窝上,这时轮盘下面与地面的距离约2-3厘米；操作者坐的座垫与轮盘面高出10厘米左右为宜,操作时双腿放在轮盘的两侧,用长约15厘米,直径为3.5厘米左右的木质轮棍插在轮盘上的轮眼内,双手用力拨动轮盘旋转,轮盘工作时的转速为80转/分至120转/分,在转速降至40转/分时要重新拨至工作时的转速。
③张承志，《战国漆器造型随谈》，《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75页。
①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年。
②张飞龙，《中国古代漆器造型艺术的衍变研究》，《中国生漆》，2008年第2期，19页。
①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北京，1992年。
②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387—394页。
①[汉]刘安，《淮南子·兵略篇》，何宁撰《新编诸子集成——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北京，1998年，下，1060页。
②[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四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十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④[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⑤[宋]李昉、李穆、徐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⑥[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卷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②刘彬微，《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5年，584页。
①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13页。
①张剑，《从河南淅川春秋楚墓的发掘谈对楚文化的认识》，《文物》，1980年第10期，21页。
①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73页。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23页。彭适凡，《吴城青铜文化与古扬越》，《华夏文明》，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徐心希，《试论新干大洋州青铜器群的族属及相关间题》，《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37页。
①彭适凡、杨日新，《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文化性质刍议》，《文物》，1993年7期。
①[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53年，1页。
②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北京，2005年，191页。
①谢瑞琚，《论渭河上游史前文化》，《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②拉法格,《宗教与资本》，三联书店，北京，1963年，42页。
③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重庆，2004年，202页。
①尊又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三大类,其自身的铭文常常有铜器的通名“尊彝”二字。旧时常将兽形尊称为牺尊，“牺”字古时作祭祀用的牲畜的总称。但各种兽形尊并非祭祀时的各种真实动物，更不能涵盖所各种鸟的造型，且所模仿动物形象具体明了，因此牺尊的名称太过笼统。所以现在统称鸟兽尊，单独命名每件具体器物如牛尊、羊尊、象尊等的做法较为通行。
②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5年，99页。
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④[战国]佚名著、[三国]吴韦昭注，《国语》卷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⑤[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1642页。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
北京，1980年，1589页。
①《三国志》卷三零,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②[清]宫梦仁编，《读书纪数略》卷十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7年，120页。
②中国美术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1988。
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六水有二瓶”条，《大正藏》卷五四，第207页。
②丁鹏勃、夏德美，《军持源流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1期，27页。
③龚国强、张全民、何岁利，《西安小雁塔东院出土唐荐福寺遗物》，《考古》，2006年1期，48页；董建丽，《辽代宗教瓷器述论》，《北方文物》2009年2期，52页；赵志文、郭木森、宫嵩涛、朱汝生，《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2期，28页等。
④[宋]黄升,《鹧鸪天·暮春》，《散花庵词》卷一O，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词集之属。
①［民国］许之衡撰、杜斌校注，《饮流斋说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70页。
①陈连勇，《多穆壶源流考》，《收藏家》，2007年第3期，42页。
①杨后礼、万良田，《江西丰城县发现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瓷器》，《文物》，1981年11期，72—74页。
①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22页。
②金天明，《道教宫观文化及其功能》，中国优秀硕博论文库，2007年，20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二，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第2册，455页。
①[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六十八，中华书局，北京，2003年，1512页。
②《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一卷。
③[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六十八，中华书局，北京，2003年，1513页。
④[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六十八，中华书局，北京，2003年，1607页。
⑤[南宋]吴误述，《丹房须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
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30页。
②《正统道藏》，《金华冲碧丹经秘旨》，（武玮，《唐代金银器中的道教文化》，《殷都学刊》，2006年，2期，103页）
③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6期，56页。
①李淞，《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北京，2002年，513页。
①Laufer，Chinese Pottery，P194；Needham，Science，vol．3，P582．
②[宋]吕大临，《考古图》（泊如斋重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北京，2003年。
③[东晋]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卷一，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93年。
①[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七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②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6页。
③[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中华书局，北京，2003年，643页。
④游琪、刘锡诚，《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年，121页。
①[美]艾米·加金-施瓦兹著，周惠英译，尹虎彬校，《考古学与民俗学中的物质文化、仪式和日常生活》，《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54页
①徐庆文，《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2年，2页。
②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年，193页。
①黄留球，《中国地域文化·秦文化卷》，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1997年，959-1249页。
②张景明，杨晨霞，《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3月，71页。
③[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三十二·志第二》，中华书局，北京，第1册，373页。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①[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确庵、耐庵编纂，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
①邵国田，《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38页。
②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项春松，《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文物》1979年，第6期，30页。
①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徐海荣等，《中国饮食史》，华夏出版社，1999，黎虎等，《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年，61页。
①[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十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五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字画之属。
②扬帆，《中国传统陶瓷饮食用器的形式特征》，《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96页；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158页。
①陈爱平，《从马王堆汉墓看汉代饮食文化》，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长沙，1994年，251页。
①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汊墓·下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73年，51页。
②张朋川，《<韩熙载夜宴图>反映的室内陈设的发展变化》，《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0年第6期，第1页。
①卜工，《辽宁东部地区商周时期的陶壶谱系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13页。
①付小平，《藏礼于器——中国餐具的礼仪教化功能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9期，224页。
②[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44页。
③扬之水，《明代金银酒器图说》，《收藏》，2009年第6期，59页。
①王祖龙，《楚风俗对楚器物造型和装饰的影响》，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５期，101页。
①顾晓鸣，《有形与无形:文化寻踪》，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9年，第12页。
②[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六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杂记之属。
③[汉]王褒，《童约》，[唐]佚名，《古文苑》卷十七，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④（西晋）杜育，《荈赋》，《艺文类聚》卷八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①《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2日
②陈文华，《中国古代民间和宫廷的茶具》，《中国农史》，2006年4期，第3页。
③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６页。
①（唐）陆羽，《茶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2004年。
①宋徽宗《大观茶论·茶器》，《续茶经》卷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馔之属。
①［宋］蔡襄撰，《茶录·点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馔之属。
②［宋］蔡襄撰，《茶录·点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馔之属。
③洪武二十四年，“探春、先春、次春、紫筍，不得碾揉大小龙团”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馔之属，《续茶经》卷下之之三。
①［明］高濂，《遵生八笺》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雅品之属。
②［清］陆延灿，《续茶经》卷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饮馔之属。
①金琦，《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石刻整修记要》，《文物》，1959年第4期，31页。
①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1期，第63页。
①［清］陈元龙撰，《格致镜原》卷五十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②［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雅品之属。
③［明］屠隆，《山斋清供笺》，黄宾虹、邓实《中华美术丛书》，二集第九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86页。
④秦大树，《宋元时期磁州窑瓶类器物的发展及其使用功能探讨》，《南方文物》，2001年第4期,30页。
①［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4页。
①[明]高濂撰,《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③[宋]张邦基撰，《墨庄漫录》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④[明]陶宗仪，《說郛》卷七十四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雅纂之属。
⑤[明]高濂撰《遵生八笺》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⑥[清]汪愁麟撰《百尺梧桐阁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①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档案汇总》，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
②[清]清高宗撰《御制诗初集》初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③[清]清高宗撰《御制诗初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④[清]清高宗撰《御制诗三集》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①张道一，《造物的艺术论》，福建美术出版社，福州，1989年，40页。
②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读者出版集团、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兰州，2008年，188页。
①张道一先生对中国美术分类曾经表述：“在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混杂的文化形态，在美术上至少有三种，即宫廷美术、文人土大夫美术、宗教美术。三种美术的渊源都是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道一、廉晓春，《美在民间——民间美术文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北京，1987年，24页）
②王德明，《宋代士人生活情趣特征论》（收录于孙钦善等主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1年，525页。）
①[明]袁宏道，《袁中郎文集》卷二十，《瓶花斋集》·杂录·时尚。
②[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①[明]文震亨，《长物志》卷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①D·F·Lunsingh Scheurleer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1974,P64.
②郝良真、赵学峰、马小青，《磁州窑古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2年，10页。
③冯先铭，《河北磁县贾璧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第10期，546页。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版），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12页。
①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85年，27页。
②[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別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③田自秉、吴淑生、田青著，《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3年，304页。
①[春秋]老子，《道德经》上篇，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
②[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影印，北京，1980年，2479页。
①刘伟，《帝王与宫廷瓷器》上，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10年，44页。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
17页。
③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历代帝王兴替的原因称为“五德相生”，但各朝代都尊崇土德。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的社稷坛，中央黄土为国家的象征，故崇尚土德是帝王崇尚黄色的根源。且自唐高宗始，天子着黄袍称为定制。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118页。
①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87页。
②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北京，2005年，192页。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36页。
②彭莉，《中国传统陶瓷仿生造型的特征研究》，中国优秀硕博论文库，2007年，5—10页。
①[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十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②[汉]桓宽，《盐铁论》卷七，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③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6年7月，89页。
①李陈奇，《蒜头壶考略》，《文物》，1985年第4期，51页。
①今学界统称的觚是沿用宋代所定的名字，约定俗成沿用至今。王国维在《说觥》提到:“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宋人根据形制定觚名最早约出于《考古图》中的亶夹觚和庐江李氏觚两器图样，其后较晚的《宣和博古图》将三十五器定名为觚。今所称之觚是否与早期文献中的觚同指一物尚存较大疑问，考古出土的觚尚未发现自名为觚的例子。宋代时期觚的名称已经含混不清，《论语·雍也》：“觚不觚，觚哉！觚哉”，朱熹则在《四书章句集注》说：“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说明孔子所处时期，所渭的觚类器造型已经不太严格恪守礼制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②[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周礼之属。
③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上海，169页。
①[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①郭玉昆，《官样与清宫御瓷》，《收藏家》，2007年第10期，第3页。
①《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朱家缙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3年。
②[清]昆冈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二〇一,《工部五》
③[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
④[元]托托等撰，《宋史》，卷四三一，列传一九〇，儒林一，中华书局，第37册，12793页。
⑤[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三礼总意之属。
①[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②[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①《墨子》、《左传》、《国语》、《礼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上，留有古人铸造铜器及其纹饰、铭文的记载，但大体上偏重于文字。
②[宋]蔡绦撰，《铁围山丛谈》，卷五，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宋]王俅撰《啸堂集古录》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④[南宋]郑樵撰《通志》卷七十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別史类
①[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②[宋]吕大临撰，《考古图》卷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③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6期，第81页。
④[宋]吕大临撰，《考古图》后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⑤[宋]吕大临撰，《考古图》提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⑥吴继明，《我国古代图学中的一颗耀眼明珠》，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1期，20页
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179页。
①[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45页。
②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2年，238页。
③勃里德，《欧洲青铜时代》，（J.Briard:The Bronze Age in Europe,London）,1979年，213页。
④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20页。
⑤约斯，《古代草原帝国与欧洲和远东关系》，（L’Empire Les Steppes et les Relations entreL’Extreme-Orient dans L’Antiquite），《亚洲艺术评论》1935年第九卷1期。
①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3页。
②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173页。
③Hhgh Tait：Five Thousand Years of Glass，British Museum Press，1999
①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考古学报》，1998年2期，153页
②Б.И.Марщак，Согбиискоесеребро，Москва，1971。
③张东，《唐代金银器对陶瓷器造型影响问题的再思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版社，上海，2000年，286页
①赵德云，《从鸡头壶到龙柄壶的发展——兼析外来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95页。
②John Boardman，Persia and the West，Thames&Hudson,London,2000，p.187-188。
①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4期，64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1页；山西省博物馆、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北关梅渊墓清理简报》，1982年10期，23页。
①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6页。
②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1996年，第2—3页。
③马文宽，《明代瓷器中的伊斯兰因素的考察》，《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④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文物》，1993年第5期，87页
⑤郑晋，《长沙窑陶瓷艺术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中国优秀硕博论文库，2009年，12页。
①谢明良，《记黑石号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第1页。
②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略》，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7年，273页。
③李辉柄，《考察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谈我国青花瓷器的发展》，《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中国专家对土耳其其藏元青花瓷的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2003年。
④王行恭，《南洋的元青花》，《艺术家》，1983年，第12期，199页。
①M Beurdeley,Chinese Trade Porcelain，Vermont，鲍德莱，《中国外销瓷》，英译本，1962年，92页。
②[清]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卷二，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80页。
③童光侠，《明清时期的陶瓷输出与世界文化交流》，《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1期，2页
①Michel Beurdeley，Porcelai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196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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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莉英，《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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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8年，第83页。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編年类
①[宋]翟耆年，《籀史》，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目录类，金石之属
②[宋]吕大临《考古图》，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③秦大树，《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文物》，2005年第5期。
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七，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七，志第二十三，礼一，中华书局，第五册，1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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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70页。
①[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原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①［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雅品之属。
②［明］董其昌、赵菁编著，《骨董十三说》，金城出版社，2012年。
③刘新园、权奎山、李一平，《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7期，35页。
④吕成龙，《试论明清仿宋官窑瓷器》，《南宋官窑文集》，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年，224页。
①［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137页。
②［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137页。
③冯先铭，《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11页。
④［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中华书局，北京，2005年。
①叶佩兰，《雍正、乾隆时期的仿古瓷》，《紫禁城》，1993年，3期。
②［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连冕编著，《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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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民国］许之衡撰、杜斌校注，《饮流斋说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235页。
①[清]李渔著、沈勇译注，《闲情偶寄》，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85年，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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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1年，8页。
②《事物纪原》有：“钵，天竺器也，故语谓之钵多罗，汉云应重（应为量）器，省略彼土言，古名钵。西国有佛钵是也。宋庐江王以铜钵飨祖祈则，是晋宋之间始为中夏所用也”（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事物纪原，卷八）；《晋书·佛图澄传》有“澄即取钵盛水”的记载（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晋书》，卷九十五）；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钵，梵云钵多罗，此云应量器，今略云钵，又呼云钵盂，即梵华兼名；《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食时既至，僧徒持钵受馔，既得食矣，各还其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大唐西域记》，卷十一）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179页；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197页；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303页；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361页；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229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3年，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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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153页。
③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236页；李文杰、郎树德、赵建龙，《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制陶工艺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22页。
④赵朝洪、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年代测定及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2000年第4期，233页。
⑤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153页。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42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北京，2006年，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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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6年，236页；
④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57页。
⑤熊海堂，《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后编）》，《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第223页。
①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7年，79页。
①张红梅，《中国古陶器碗底足的变迁及原因》，《中国陶瓷》，2006年5期，第80页；游恩溥、周道森、高力明，《陕西耀州窑、河北定窑窑具与装烧方法的研究》，陕西科技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3页；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2000年，第15页。
①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分期和类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80页。
②陕西省博物馆，文官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30页；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金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15页。
中唐前后金银碗的花口差别明显，唐前期碗口部分瓣较多，与萨珊、粟特风格接近，唐
①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198页。
②李文献，《浅谈定窑花口装饰》，《河北陶瓷》，1995年第4期，24页。
③模制法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并在青铜铸造中广泛运用，但轮制技术制作制作简单规整的日用器皿效率远高于模制，以其特有优势成为陶瓷最主要的成型工艺。陶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使模制技术开始大量运用于碗类器皿的制作，唐代陶瓷器模制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内模和外模，原本耗时费力的花口碗变简单且可以批量化生产。经800一1000℃高温烘制的泥制模具，可以重复利用，生产出同一尺寸规格，形状相同的一大批同类器物。这是唐、五代、宋花口器得以普及的技术基础，如果没有此项技术的成熟，花口类碗的数量将大大减少。
④宋代圈叠胎技术是将木片裁成条，水浴加温，弯曲成圈，烘干定形后，一圈圈累叠，胶粘成形，经打磨后，再上灰髹漆。这种做法能将各圈的接口错开，分散了木材的应力，使器物不易变形，适用制造曲度较大的圆形器皿。
⑤戴叶君，《中晚唐瓷器花口风格试探》，《荣宝斋》，2008年第3期，198页。
①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中国古陶瓷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274页。
①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9期，788页
①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5年，112页。
①《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347页。
②如《现代汉语词典》为“陶瓷或金属等制成的容器，有嘴、有把或提梁，用来盛液体”；《实用汉字字典》为:深腹,敛口,用以盛酒浆或粮食。后为盛液体的敛口深腹器的通称；《国际标准汉字大词典》则为:陶瓷或金属制成的一种有把有嘴的器具,通常用来盛茶、酒等液体。
①刘庆芳，《葫芦与盛器——葫芦文化研究之五》，《民俗研究》，1994年第2期，9页；武文、周绚隆，《华夏民族与葫芦文化》，《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张朋川，《器通用为风，器载道成俗——以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陶水器为例》，《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期，142页。
②陈文华，《论中国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1990年，43页
③师恩：《平中出奇，凡中有异》，《民俗研究》，1988年，第3期，14页。
④张朋川，《器通用为风，器载道成俗——以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陶水器为例》，《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期，142页。
①黄盛璋，《关于壶的形制发展与名称演变考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26页。
①韩荣，《唐宋时期执壶艺术比较研究》，《装饰》，2008年第8期，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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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23页。
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162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北京，1974年，53页；吴汝祚，《论大汶口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2年3期，261页。
⑤谢端琚，《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63页。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2、124页。
①杨瑾，《说唐墓壁画中的胡瓶》，《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西安，2006年，251页。
②李陈奇，《蒜头壶考略》，《文物》，1985年第4期，51页。
③学术界关于僧帽壶口部僧帽造型的来源主要有几种推测：一是五佛冠；二是冬天和尚所带帽子；三是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有关；四是与流行于蒙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多穆壶有关；五是认为是中原地区的汤瓶和五佛冠、噶玛噶举黑帽等相结合再创造而产生。
④何鸿，《从僧帽壶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荣宝斋》，2011年第5期，28页。
①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7年，第95页。
②杨永善，《陶瓷造型设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1988年，235——266页。
①蒋炎将壶类器物的造型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六朝时期，多数的壶以深腹、敛口为基本特征，体量较大，是盛酒浆和粮食的器皿。第二阶段，从唐代起，壶多有把和嘴，体量渐小，为盛酒、盛茶的器具”（蒋炎，《从“功能”因素看壶类器物的造型发展史》，《陶瓷学报》，2007年第2期，129页。）
②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193页。
③张朋川，《器通用为风，器载道成俗——以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陶水器为例》，《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期，149页。
④据陈直先生研究：一件延光壶的原始价格为二千四百，折合米价二十四石，若路途遥远,加上路费,市场价格肯定要高出此数，而东汉州刺史一年的傣禄为二千石。因此出于成本和消费能力的考虑,铜壶等一些大型器皿的制作地只能靠近矿源，产品也主要供应当地。（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0年，128页。）
⑤吴小平，《汉代铜壶的类型学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51页，附表一至附表六。
①[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九，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②张朋川，《器通用为风，器载道成俗——以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陶水器为例》，《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期，148页。
③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8年，366页。
①孙机，《说押》，《文物》，1980年10期，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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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文物》，1976年10期，38页。
④[民国]罗振玉輯，《梦郼草堂吉金图录》，民國六年影印本
⑤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长沙，1992年，52页。
①杨永善，《陶瓷造型设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1988年，299、302页。
②杨晶，《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121页；朔知，《良诸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426页。
③安金槐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2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99年，第62页。
④此处青瓷提梁壶沿用《中国陶瓷全集》的称号，此造型样式的青铜器原形名称不一。这种器型大约出现于春秋晚期，多见于战国时期。《中国青铜器全集》和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称之为盉，《博古图录》、容庚《商周彝器统考》和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称之为鐎。
①张亚林、王苗苗，《谈鸡首壶的造型功能演变》，《中国陶瓷工业》，2006年，第6期，21页。
②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2002年，196页。
③韩荣，《唐宋时期执壶艺术比较研究》，《装饰》，2008年第8期，124页。
④[明]陶宗仪，《说郛》卷九三上，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雅纂之属。
①蒋炎，《从“功能”因素看壶类器物的造型发展史》，《陶瓷学报》，2007年第2期，136页。
①吴小平，《汉代铜壶的类型学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51页。
②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2006年，221页；赵德云，《从鸡头壶到龙柄壶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95页；李辉柄，《青釉凤头龙柄壶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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