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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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治”是以乐治国的简称,它作为唐朝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是目前唐史研究中的盲点和难点。本文探讨的“唐代乐治”是指唐朝统治者运用乐舞为手段,实现等级原则、观念、制度的统称,包括具体的治国策略、机构建制与思想引导。文章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探讨了乐治在唐朝政治统治中的实际效用,及其与政局变化的紧密联系。
     首先,唐代的乐治理念继承了《乐记》中乐感人心、教化民众等基本理论,以及利用乐治来完善统治的根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注重将乐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相结合,这不仅使其原有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还使其在治国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第二,唐代的乐治政策作为乐治理念的实践形式,成为调和各阶层关系的手段之一,无论是明等级、和君臣、还是感化四夷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唐代诏敕中的乐制变革,尤其是唐代中后期诏令中,放宽国丧用乐和加强忌日禁乐的内容,体现了唐朝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巩固皇权的政治意图。第四,唐代乐舞机构建制的完善,为统治者利用乐人与乐舞机构进行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文宗时期的仙韶院就直接充当了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且卷入了武宗夺位的宫廷斗争中。本文主要针对唐代的乐治政策,以涉乐诏勅为基础,考察了唐代乐治理念的应用与特点,以及乐治政策与唐代政治的关系,揭示了乐治的政治意义,以期深化对唐朝以乐治国政策的认识和研究。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usic governance of the Tang Dynasty" means that the feudal rulers of the Tang dynasty use music and dance as a means to achieve the hierarchy of class privilege and principles,concepts,institutions,organizations collectively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rulers with the Confucian ethics as the core content.Its include music ritual,movement,music officials,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usic,restrictions of the music,and cut off music those specific control measures,and ideological guidance."music governance" as part of the policy of the Tang dynasty rule,not only played a educational function,but also link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losely.The articl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of all,the Tang Dynasty music governance concep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Yueji"({乐记}).The Tang dynasty rulers focused on the combining between the music governance idea and the political.This not only made the original theory has been further enriched and developed,but also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on the practice of governing.Second,the Tang Dynasty music governance policies as a form of practice,is a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to reconcile all walks of life to become one of the means of relations,have played a special role.Third,the system changes in the Tang Dynasty,especiall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imperial power through various means.Fourth,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of music and dance in the Tang Dynasty,musician and music institutions become the tool for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Tang emperors.Wen Zong emperor used XianShao music court(仙韶院) as a tool for its political rule,and the musician of the XianShao court(仙韶院) had involved in the the political struggle.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d music govemance practice in theTang Dynasty,imperial edict-based,analysis of the Tang Dynasty rulers use various means to consolidate the rule of strategy, reveale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usic administration,with a view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f the policy of the feudal empire.
引文
1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534页。
    2 〔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265页。
    3 〔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265页: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25页。
    4 张飞舟《以“乐”治国--中国古代独特的治国观》,《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87页。
    5 房宁《政治学分析教程》中政治文化定义:“指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对政治系统诸方面形成的认识、情感、评价的总和。一定政治系统的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观念和精神的反映.政治文化成分包括情感成分、文化认识成分和评价成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105-106页)因此,笔者认为,张飞舟的“乐治”定义确实符合现代政治文化学的定义。
    6 参阅张飞舟《以“乐”治国--中国古代独特的治国观》,90页。
    1 张飞舟《中国古代的乐与法》,《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4-28页。
    2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on
    3 熊申英、罗南石《先秦儒家“乐治”思想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63-66页:江岚、周少元《讨论儒家“礼乐行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年第3期,87-88页。
    1 熊申英、罗南石《先秦儒家“乐治”思想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63-66页;江岚、周少元《讨论儒家“礼乐行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87-88页。
    2 〔胡〕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 凌廷堪《燕乐考原》,《燕乐三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岸边成雄《唐代乐人的登官》,《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51年11月;《唐代乐工的课业》,《史学杂志》1950年第12期;《太常乐工的身份--唐代音乐的社会考察》.《人文》1984年第1期。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4-124页;《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17-307页。
    6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研究》。
    7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李纯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
    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年;
    吴钊《中国音乐史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等等。
    1 柏红秀、王定勇《关于唐代教坊的三个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48-50页。
    2 赵祖泰《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发微》,《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94-95页。
    3 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 陈四海、马欢《梨园考》,《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97-100页:
    王海英《隋唐时代的乐舞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133-135页;
    左汉林《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1期,79-83页;
    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73-79页:
    柏红秀《唐代仗内教坊考》,《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43-46页。
    5(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の历史の研究》,上册,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1年。
    6 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NewYork: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5。
    7 岩波讲座编委会《日本の音乐·フ(?) フの音乐》.共7卷别2卷,东京:株式会社 岩波书店出版,1988年版。
    8(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9(日)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10(日)金子修一《从皇帝遗诏来看唐代的中央和地方》,《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汇编》,2007年。
    1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音乐理论》出自:《〈乐记〉论辨》,16页。
    2 丘琼荪《〈乐记〉考》出自:《〈乐记〉论辨》,71页:
    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论公孙尼子的〈乐记〉》出自:《〈乐记〉论辨》,220页。
    3 〔东汉〕蔡邕《独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页;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四库类书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1《政事·礼乐》,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465页。
    1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31、539、531、532、533-534、548-549页。
    2[唐]魏征等《隋书》卷2《高祖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38页。
    3 龙玉兰、吴华山《简论唐太宗的乐舞文化观》,《求索》2004年第7期,224-225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040-1041页。
    5 孔义龙《论开元音乐教育及其与官学的关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52页。
    6 陈四海《唐太宗论乐中的音乐思想--兼论他对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政策》,《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4期,73-74页。
    1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25-527页。
    2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出自《〈乐记〉论辩》,12页。
    3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29、538、539、540-541页。
    1 姬宁《浅谈唐太宗“礼、德、政、乐”和谐的乐舞观》指出:“自秦代儒学来,历代为政者均注重礼乐制度,在‘礼'‘乐'二字上下功夫,以‘乐'治‘礼',把‘乐'置于‘礼'之前。而唐太宗与他们不同,他认为‘礼'应于‘乐'之前,他首先强调的是‘礼'。”强调“乐”服从“礼”。出自《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67页。有关“一准乎礼”的研究还有:姜素红《试论“一准乎礼”》,《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69-72页;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116-141页等。
    2[宋]王溥《唐会要》卷34《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28-629页。
    3 《唐大诏令集》卷81《政事·礼乐》,465页。
    4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37、542页。
    5[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657页。
    1[宋]王溥《唐会要》卷34《杂录》,626页。
    2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34页。
    3 孙晓晖《两唐书乐志研究》,157-241、307页。
    1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54-555页。
    2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6页。
    3[清]董诰《全唐文》卷333苑咸《云韶乐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373页。
    4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7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76页。
    6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477页。
    7 《旧唐书》卷177《崔慎由附崔胤传》,4586页。
    8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6-1047页;《旧唐书》卷79《吕才传》,2726页。
    1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37页。
    2 《全唐文》卷207宋璟《三月三日为百官谢赐宴表》,2090页。
    3 《全唐文》卷207宋璟《谢观内宴表》,2090页。
    4 《全唐文》卷750杜牧《寿昌节宴谢赐音乐状》,7776页。
    5 《唐大诏令集》卷37《诸王·册亲王官》,161页;《全唐文》卷25玄宗《加哥舒翰爵赏制》,291页。
    1 《旧唐书》卷60《宗室·河闾王孝恭》,2349页。
    2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345、346页。
    3[唐]娆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1页。
    4[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19《卤簿令》,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45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卷29《丧葬令》,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03、359页。
    5 《唐令拾遗》卷19《卤簿令》,453页。
    6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272页。
    7 《唐会要》卷38《葬》,691页。
    8 《唐会要》卷3《皇后·杂录》,34页。
    9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51页。
    10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272页。
    11 《新唐书》卷166《令狐楚传》,5101页。
    12 《唐令拾遗》,439页。
    1 《唐令拾遗》,卷18《仪制令》,卷19《卤簿令》,卷20《乐令》,414、453-457、458-476页;《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61-62、71页。
    2 《全唐文》卷979阙名(二十)《对瞽相判》,10134页。
    3 《全唐文》卷403边承裴《对太庙登歌判》,4119页。
    4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1830页;《唐会要》卷34《杂录》,628页。
    5 《唐会要》卷34《杂录》,630页。
    6 《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1081页。
    7[汉]班固《白虎道德论·礼乐》引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96页。
    1[唐]魏征《隋书》卷15《音乐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364页。
    2 左汉林《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79-83页。
    3 《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乾封元年条,6346页;《旧唐书》卷23《礼乐志一》,886-887、888、893页。
    4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32页。
    5 黄修明《孝文化与唐代社会政治》,《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103-108页。
    1 《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载:高宗永徽二年,先以太宗配祀明堂,将高祖弃之不顾。有司以高祖配天,降太宗配飨人帝。但显庆元年即以“两圣功大,各得配天。”升太宗配天(821、823页)。造成父子并列祀天的创举,太宗夺嫡政变得登帝位,高宗继其之位,有必要为太宗勘正名誉,声明正统,达到长治久安。因此将太宗与高祖并为开国之祖,共同配飨天帝。高宗作为太宗选定的继嗣之人,也自然是“正统”。这一策略被武则天所采用,高宗死后,武后以高祖、太宗、高宗同时配飨天帝,“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直到玄宗开元十一年才止。(同上,830、833页)诸陵署官品在永徽年间有加秩。这应与其孝治政策有关。高宗永徽二年加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加陵署丞秩,为从七品下,正是这一政策的一部分。以后诸陵并相承依献、昭二陵制,也是高宗孝道治国的成果之一。高宗尊崇太宗已达到无可附加的地步,这也正是其一项高明政策。不仅如此,高宗以身作则,运用礼法孝道治国,驾驭天下。百善孝为先,尊崇太宗还要以身作则。《唐会要》卷12《庙制度》载:“(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於太庙”,注:“初,有司请依典礼,上欲留神主於内寝,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诏停祠庙”,英国公李勣等抗表固请才将神主祔太庙。(294页)《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载:高宗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亦不避讳,有司奏:“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67页)高宗以上诸多孝行,历代帝王绝少能比,用心可谓良苦。
    2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66页。
    3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6、1047页。
    4 《唐会要》卷34《杂录》,628页。
    5 《唐会要》卷14《献俘》,320页。
    6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7-1048页;《唐大诏令集》卷81《礼乐》“用庆善曲破阵乐诏”,465页。
    7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8页;卷5《高宗本纪下》,98页。
    1 《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818页。
    2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武则天平定建立明堂,号万象神宫,又大飨,亲服衮冕,“长寿二年正月,则天亲享万象神宫。先是上自制《神宫大乐》,舞用九百人,至是舞于神宫之庭”,1051页。
    3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71页。
    4 孙晓晖《两唐书乐志研究》,220页。
    5 刘方玲《武后地位的上升与宫廷文化学术活动的关系论述》,《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31-37页。
    1 《全唐文》卷297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3011-3012页。
    2 《唐会要》卷34《杂录》,629页。
    3 《全唐文》卷949苗收《对贡士不歌鹿鸣判》,9861-9862页。
    4 李树军《〈鹿鸣〉考》,《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86-87、90页;
    张晓娟《从〈鹿鸣〉看〈诗经〉的礼乐精神》,《井冈山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17、19页;
    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126-127页;
    崔嶸《古时的“科举四宴”》,《东方食疗与保健》2007年第3期,53页。
    5 《全唐文》卷297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3011-3012页。
    6 唐五代的藩镇设有乐营,尤其骏煌地区乐营中的乐舞发展,报完备,反映了当时乐营发展的繁荣。例如:沙洲归义军政权的乐营由乐营使、乐营副使、都史组成。相关论文: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73-79页;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的“音声人”》,《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67-71页;
    汤君《敦煌燕乐歌舞考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94-100页;《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有边地献乐情况,478页。
    7 左汉林《唐代“四夷”、“边将”献乐考述》,《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6年第4期,46-51页。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卷16《季氏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74页。
    2 《唐大诏令集》卷130《蕃夷·平乱》,707页。
    3 《全唐文》卷297裴耀卿《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3011-3012页;《唐大诏令集》卷48《命相五》,245页;卷49《命相六》,250、249、251页。
    4 《全唐文》卷597欧阳詹(三)《鲁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6032-6033页。
    5 《全唐文》卷841于兢《大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8848页。
    6 《旧唐书》卷177《崔从传》,4579页;《新唐书》卷164《薛苹传》,5045页。
    1 《全唐文》卷652元稹(六)《学生鼓琴判》,6630页。
    2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47-548页。
    3 《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条,8064页。
    4[清]彭定求《全唐诗》卷458白居易《听歌六绝句·何满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5213页。
    5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475页。
    6 王文锦《礼记译解》卷19《乐记》,545、546页。
    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8《乐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15页。
    1 《唐令拾遗》,465页。
    2 《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46页。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43页;沈冬《唐代乐舞新论》,69-70页。
    4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1163、1164页。
    5[唐]樊绰著、赵吕甫校《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42页。
    6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6103页。
    7 左汉林:《唐代“四夷”、“边将”献乐考述》,46-51页。
    8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480页;沈冬《唐代乐舞新论》中对骠国献乐也作了深入研究,详见143-160页。
    9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476页。
    10 陈四海《唐太宗论乐中的音乐思想--兼论他对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政策》,《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4期,72-75页。
    1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143页。
    2 《新唐书》卷8《文宗本纪》,30页。
    3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元年条,6355页。
    4[隋]王通《文中子中说》卷3《事君篇》出自《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153页;[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65《策林四·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1061页。
    1 《唐大诏令集》卷2《帝王·即位敕上》,6-7页。
    2 《唐大诏令集》卷2《帝王·即位敕上》,9页;《旧唐书》卷17上《文宗本纪上》,524页。
    3 《全唐文》卷87僖宗(二)《赐薛应辞诏》,913-914页。
    1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135页。
    2 《唐大诏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73页;《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载:“上皇逊位称诰”,243页;
    高承《事物纪原》卷二载:“诰:……夏作诰。汉初,太上皇称之,今太后亦称之。”玄宗称“遗诰”是袭汉制,以太上皇身份发布的诏书。
    3 《礼记正义》卷22《札运》,708页。
    4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235页。
    5 同上
    6 《旧唐书》卷184《宦官·李辅国传》,4760页
    7 《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3592页。
    1 陈璐《肃宗继位在民间的反响》,《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23页。
    2 《唐大诏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66页。
    3 《唐大诏令集》卷11《帝王·遗诏上》,66页。
    4 《唐会要》卷3《杂录》,31页。
    5 《旧唐书》卷52《后妃下》,2193页。
    6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130-133页中对比计算了唐代帝王的国丧时间,此不赘述。
    7 《全唐文》卷560韩愈《顺宗实录卷五》,5674页。
    8 《唐会要》卷34《杂录》,627页。
    1 《唐会要》卷34《论乐》,627页。
    2 《唐大诏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70-71页;《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583、584页。
    3 《资治通鉴》卷243宝历二年十一月条,7852页。
    4 《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5875页。
    5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583页。
    6 卞孝萱《晚唐小说与政治--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57页。
    7 《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5874页。
    8[日]圆仁著,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15页。
    9[清]赵翼、王树民校《廿二史劄记校证》卷20《唐代宦官之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424页。
    1 《唐大诏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71、71、72、72页。
    2 唐华金《论唐玄宗好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103-107页。
    3 《唐会要》卷34《杂录》,628-629,630页。
    4[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73《妇人四·周皓》,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2149页;《全唐诗》卷438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4864页。
    5 《太平广记》卷23《神仙二十三·张李二公》,158页。
    6 《太平广记》卷17《神仙十七·薛肇》,120页。
    7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八月条:“河中尹兼节度副使栏宇发镇兵西御吐蕃。”7166页。
    1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218、222页。
    2 《唐会要》卷34《杂录》,628-629页。
    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575《乐部十三》:《唐杂制》曰:凡私家不设锺磐。三品己上,女乐五人。五品已上,不过三人也。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597页。
    4 《全唐文》卷615李应《对四品女乐判》,6218页。
    5 《唐会要》卷34《论乐》,627;628-629页;《全唐文》卷458李仲云《对四品女乐判》,4680页。
    6 《全唐文》卷652元稹《五品女乐判》,6630页。
    7 《唐会要》卷34《杂录》“宪宗元和五年二月”,630页。
    8 《唐大讯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73页。
    1 《新唐书》卷20《礼乐志十》,441页;《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1491页;《全唐文》卷577柳宗元(九)《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后序》,5830页。
    2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442-456页。
    3[唐]长孙无忌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琉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80页。
    4 敦煌P.2504天宝令式“国忌日”S.6537列到文宗“国忌日”S.5637《诸色篇第七·国忌·睿宗皇帝忌》见《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叹佛”与“叹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8页。
    5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443-446页有此观点的论述。
    6 《唐会要》卷23《忌日》,449页。
    7 《唐会要》卷23《忌日》,449页。
    1 《唐会要》卷23《忌日》,449页。
    2[唐]孙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5页。
    3[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92-93页。
    4 《太平广记》卷259《嗤鄙·李师旦》,2018页。
    5[清]俞正燮《癸已类稿》卷12《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沈阳:辽宁出版社,2001年,426页。书中以《左传》襄公二十三载裴豹的身份为始,列举了历代将杀人犯、盗贼、谋叛者妻子或亡国之人编入乐籍作倡优的事例。而“乐户”最早载于《魏书·刑罚志》,始于北魏以鲜卑入主中原,掠汉人为奴而引入的一种户籍制度。
    1 《唐大诏令集》卷12《帝王·遗诏下》,71页。
    2[唐]崔令钦《教坊记·序》:“玄宗之在蕃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藉其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页。
    3 《旧唐书》卷169《王涯传》,4404页;《唐会要》卷33《诸乐》,614页;《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1053页;《唐会要》卷34《杂录》,631页。
    4 《唐会要》卷34《杂录》,631页。
    1 《新唐书》卷167《王起传》,5117-5118页。
    2 《旧唐书》卷168《冯宿附冯定传》,4391页。
    3 《旧唐书》卷173《李珏传》,4504页。
    4 《新唐书》卷182《李珏传》,5361页。
    5 关于诏书的草拟:张连城《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文献》1992年第2期,85-99页。讨论了“黄麻外制”和“白麻内制”草拟权,及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草诏权的分化问题。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32-46页。论述了诏令草拟中皇帝钦定的会使用墨诏问题。但遗诏未必如此。对于遗诏这一特殊的诏令,如前所述,有“日直学士”草拟。但危急时刻,多以重臣作为临终托付的对象,也就不一定是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了,应该是等同于立储诏书--白麻内制,翰林学士撰写。缺少专门研究,此作一备说。
    6 《旧唐书》卷169《李训传》,4396页。
    7 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73-79页。
    8 《唐会要》卷34《杂录》,630页。
    9 《新唐书》卷208《刘克明传》,5883页。
    10 《旧唐书》卷169《李训传》,4396页。
    1 《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上》,568页。
    2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478页。
    3 《新唐书》卷179《李训传》,5310页。
    4 《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下》,556
    5 《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下》,575页。
    6 《新唐书》卷182《李固言传》,5358页。
    7 《旧唐书》卷173《陈夷行传》,4495-4495页。
    8 《新唐书》卷169《韦贯之附韦温传》,5159页。
    9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804页。
    10 《新唐书》卷181《陈夷行传》,5346页。
    11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郎将……为清官。”四品。(1804页)《新唐书》卷49《百官志》“左右率府”同(1299页)。此处王府率为六品杂官,不详其职。
    12 左汉林:《唐代梨园乐官新证》,89页。
    1 《旧唐书》卷177《曹确传》,4607-4608页。
    2 《唐会要》卷34《杂录》,631页。
    3 《唐会要》卷34《杂录》,631页。
    4 《全唐文》卷757王直方《谏厚赏教坊疏》,7862页。
    5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584页。
    6 《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五年春正月条,7944页。
    7 《旧唐书》卷42《武宗本纪》,585页。
    8 《旧唐书》卷52《后妃下》,2203页。
    1 《全唐诗》卷520杜牧《杜秋娘诗并序》,5938页。
    2 《新唐书》卷82《庄恪太子永传》,3634页。
    3 《旧唐书》卷175《庄恪太子李永传》,4542页。
    4 《旧唐书》卷176《杨嗣复传》,4559页。
    5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584页。
    6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584页。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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